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图二直观地描述上述几个模型的思想。横轴oo’表示一个经济中给定的劳动力总量。农村劳动力从原点o向右，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由曲线mprl表达。城市就业从o’点向左计算，曲线mpul代表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如果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两部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2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现状

（一）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较大、素质较低、年龄较轻、男性较多、分布较广、技能较差”。

1、从数量上看，根据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到20xx年底全市共有农业人口588462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26178人，16-45周岁的农村劳动力220171人，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2万人，还有富余农村劳动力45665人。

2、从性别构成上看，全市有效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0.6%；有效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9.4%。

3、从年龄结构上看，进城务工18岁以下的约占12%，18－30岁之间约占44%，而30－40岁约占35%，40岁以上的仅占9%。进城务工人员中青年占绝大多数。

4、从文化程度上看，近90％的农村劳动力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0％；农村劳动力中掌握一门以上非农技能的人数不到10％。调查结果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1.2%；初中文化程度者占49.2%；高中文化程度者占8.6%，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0.08%。

5、从增收渠道上看，主要以种养和劳务收入为主，部分兼营一些副业。

6、从就业的情况看，目前我市转移出去的12万多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定技能水平的不足10%，有近87%的人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其中近75%的人在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苦、时间长、报酬低。

7、从行业分布上看，全市326178个农村劳动力中，有约22万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69.9%，较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有4万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3.2%，较上年上升1.9个百分点，有近6万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占全部劳动力的16.9%，较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

（二）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的基本特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据调查统计，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数占56.7%，30―50岁的占37.1%，50岁以上的占6.2%。

2、劳动力转移有序性逐渐增强。农民过去外出务工，主要靠血缘、人缘、地缘“三缘”关系向外转移。据调查，20xx年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通过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转移的人数大幅度增长，增幅在5%以上，而通过中介组织介绍、亲帮亲、邻带邻或其他方式外出的人数下降2.5%。

3、转移劳动力仍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为主。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的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为主，但比重有所下降，转移到东部和中部的比重有所上升。据调查，20xx年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35.5%，西部地区务工的人员占46.8％，东部地区占3.6％，中部地区占4.2％，其它地区10.1％。

4、二、三产业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20xx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仍然从事农业的比重为5.1%，比上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56.6%，比上年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占6.7%，制造业占5.6%，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占1.7%，建筑业占37.6%。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占38.3%，比上年下降8.2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占6.2%，批发零售贸易业占2.7%，住宿和餐饮业占15.9%，其他服务业占5.6%，其他占8.1%。

5、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型。在重庆市内从事非农行业的劳动力，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时间的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与劳务收入的高低而不同。一般情况下，家庭劳动力较多，在外务工时间就长，劳务收入也较高，反之则短。 123456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

1、主要成效。我市从20xx年起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经过各成员单位和定点培训学校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预期成效。1）超额完成了重庆市下达的“培训4000人、转移80％”的工作目标。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7348人(含非定点培训学校所培训的人数)，转移6543人，其中阳光工程培训5916人，转移5252人，转移率为88.8％，获得上级财政补贴资金135万元。今年前上半年的情况是：到5月底，全市培训结业3027人，指导就业2447人，分别完成全年计划的50.45％、50.9％。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015人，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0％。2）培训学校转变了的办学理念。以前是重培训、轻转移，重数量、轻质量，如今正朝着学员学得好、输得出、稳得住、收入高方向发展。3）拓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由于缺乏技术，多以苦力和汗水挣钱，而今通过阳光工程的培训，他们均掌握一技之长，能凭脑力和技能创收，就业面逐步拓宽。4）提高了转移农民工的劳务收入。通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工大多成为相关行业的技工乃至高工，劳务收入大幅度提高。据不完全调查统计，参加阳光工程培训输出的农村劳动力，其务工收入较不培训者高40-100%以上。

2、主要作法。20xx年，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进展迅速，并超额完成任务，得益于以下举措。

一是切实加强领导，理顺工作关系。市委、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认识到位，并予以高度重视，在年初的农村工作会上，就把“阳光工程”定位为今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三大“重头戏”之一（在20xx年，市里将“阳光工程”纳入了市里的八大“民心工程”来实施），组建了市劳务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成员单位23个。为了减少工作交叉、重复，理顺工作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又在8月份将“劳务办”和“阳光办”进行合并办公。领导小组全年召开专题会议5次，对研究解决的问题，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都落实

二是各方统筹协调，完善资源系统。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是上级制定政策，指导落实的依据。为了抓好我市资源系统的建设，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及时组织召开了我市的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建设工作会议，劳务办随即对全市60余名资源系统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各乡镇、有关部门克服了人员不够、设备不足、经费紧张等方面的困难，统筹兼顾，积极协调，用近半年的时间彻底地对年龄在16－45周岁的农村劳动力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12月份全面完成了基本数据的微机录入，摸清了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的“家底”，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培训和转移提供了基本数据，也为全重庆市掌握情况，指导输出提供了最为翔实可靠的数据。

三是强化过程监督，精心组织培训。在培训过程中，要求培训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开设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专业，以适应市场用工的需求；采用独立培训、校校联合、校企联合等方式，以技能培训为主，引导性培训为辅，配备高素质的教师，精心开展培训。培训结束后安排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对合格人员颁发由劳务办统一印制的《结业证书》，并在学员自愿的前提下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合格人员发放鉴定证书。

经常召集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就如何提高培训质量，增强转移效果进行工作探讨，提高了具体业务人员的政治责任感，强化了工作责任，提高了工作效率。强化程序管理，严格执行培训中的抽查制度。详细填写抽查表，及时指出培训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要求培训单位及时整改，以指导培训的开展。指导学校按要求建立台帐，收集学员卡片、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认真审核台帐内容，将不符合财政补贴条件的人员从名单中剔除，对转移率低的培训班次督促学校加强输出工作，对转移率不达标的培训班次不予认定，从而实现了培训过程的监督。及时了解指导各定点培训单位的输出工作，监督他们抓好输出后的追踪调查，并为输出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23456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四是广集用工信息，最大限度输出。各定点培训机构还安排专人负责输出工作，充分利用长期以来建立起的输出网络，广泛收集用工信息，以订单为主，多形式多渠道实行批量输出，培训一批就输出一批，由专人将受训学员送往输出地，联系、办理相关的务工手续，签订用工合同，较好地保障了外出务工农民的权益。输出地点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成都、重庆等省市。培训人员80%以上实现了就地或异地转移就业。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员素质普遍偏低。学员素质参差不齐且总体较低，培训中普遍反映学习吃力，造成培训质量不高，转移率还相对较低。

二是宣传不够深入。很多农民对相关政策了解不够，对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一些优惠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培训操作办法知之甚少。虽然通过广播电视、科技赶场、宣传资料、标语等形式取得了一些宣传效果，但宣传面、力度还显得不够。

三是财政资金补助额度较低。农民的收入本身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培训或学技术，特别是对培训周期长，费用花费大的工种，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因此低额补助标准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重庆市20xx年的标准略有提高，但我市难于兑现新的标准，因为重庆下达计划为4300人，而南川的“民心”工程目标是6000人，要用4300人的补助金额完成6000人的培训，因此补助标准只能维持到20xx年的水平。

四是职业技能鉴定工作难于开展。一方面农民缺钱不愿参加鉴定，另一方面参加鉴定对农民日后就业作用不大。

五是培训工作发展不平衡。平坝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参训意识较强，培训工作的力度较大，相反，山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参训意识较弱，且自我封闭、保守，培训工作也相对滞后，不培训就转移的现象突出。

培训学校之间培训质量差异大。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培训学校培训制度不健全，培训程序、方式不规范，培训工作随意性大，有走过场的现象发生，不注重培训质量，有不按教学计划压缩时间的、有不完成“规定动作”的、有档案不完善的，训前训后没差别，农民收效甚微。

六是档案管理不完善。有的培训学校在档案管理上，事前不立档，事后补档；各种基础数字、资料不齐备；有的甚至没有落实专人管理档案。

七是缺少工作经费。按照国家实施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同级财政要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其它区县都配备了三、五万不等的工作经费，到目前为止，我市阳光办还没有相应的工作经费，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我市阳光工程项目的正常开展和实施。

八是培训与就业矛盾突出。首先表现在“培非能就”。参加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往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有为数不多的下岗失业人员、被征占的地农民等，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文盲也不少；“结构性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被征地农民中的留守人员往往年龄比较大、观念比较陈旧、文化层次低下。这些人员参加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就业难度比较大，即使就了业，被“退单”的也不少。其次是“培非所用”。因为就业岗位数量少和就业条件的限制、用人单位的挑剔或待遇不公等问题，导致培训的知识、受训的对象被“弃荒”的现象很普遍。第三是“用非所培”。部分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的人员，经过培训获取合格证书或等级证书后，没有被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岗位上，而是被安排在劳力型的岗位上，而原来达成意向的岗位往往被后来的大中专高校生所占据。

九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劳务品牌。因为培训力量、工种分散，输出地不集中，量不大没有形成集团输出，“售后服务” 、跟踪调查没跟上，受训对象素质不高、敬业精神不强、法制与诚信意识不浓，劳务市场没有名气，因而没有形成诸如“江津富侨保健、大足五金巧匠、巴南石龙技工、黔江港务装卸工”等的重庆地方品牌，没有诸如“蓝田厨师、米脂婆姨”的全国知名品牌，更没有诸如“菲佣、英式管家”的世界品牌。没有品牌，自然就没有品牌的效应、收益和回报。 123456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调查中得到的启示

（一）领导重视、部门联动是保证。据调查，凡是农民培训转移工作抓得好的地方，都体现了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宣传舆论部门、农业、财政、劳动、教育、工会、司法、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有的地方党委、政府第一把手亲自关注，为农民培训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和社会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切实做到“三个到位”，即思想认识要到位；政策扶持要到位；工作措施要到位。要把农民受益作为实施阳光工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特别强调要把责任落实作为实施好阳光工程的重要保证。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是先导。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造舆论，及时挖掘、宣传劳力转移的新情况、新特点，推广各地加快劳动力转移的新经验，树立新典型，为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在社会上，逐步树立了“劳务能致富”、“劳务光荣”等观念，农民自愿走出家门，参与培训转移。

阳光办和各培训单位要进一步通过各种途径，如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招生广告等媒体，切实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业科教工作者和农民及时理解实施阳光工程的精神实质，了解阳光工程实施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及时公布阳光办举报电话、培训基地、培训任务分解情况，增强了培训工作的'透明度，使广大农民对阳光工程能够全面透彻地理解，帮助其自主选择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和培训机构。在广大涉农工作者中，要积极灌输“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抓农民增收”的理念，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从而促进我市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三）规范管理、透明运作是关键。管理出效益，透明显公正，从项目申报、基地认定、监督实施、经费补贴、检查验收等方面，要有程序化的流程。我们要像抓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一样严格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财政安排的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资金都用于农民的培训学费，严格做到了项目经费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为规范阳光工程的实施，增强阳光工程运作的透明度，便于监督检查，提高学员培训质量和转移输出能力。要求参加培训的学员持农村户口本及本人身份证到本阳光办公布的培训单位报名参训，培训单位必须按实际登记造册。各承担项目的培训单位要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台帐和转移就业台帐。

（四）改进培训、提高质量是基础。改过去的结果审批为过程监督，积极地为改善学员的学习条件，解决工学矛盾，努力提高培训质量。阳光办提出了“三个强化”：强化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按市场需求，并与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强化教学内容整合，符合用工要求，增加能提高动手能力的内容；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教学中注重实践环节，增加实习时间安排，促进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建立定点培训机构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每年都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对定点培训学校进行重新认定，将不达标的学校淘汰出局，同时允许有培训能力的学校进入培训环节。

在办学模式上，通常有固定地点办班与流动办班两种方式。但只要方便学员，办班就没有定式，多数时间是将班办到了乡镇，这样，让学员吃住在家，学习在当地，既极大地方便学员，又降低了学员参训的费用。

在教学安排上，认真制定教学计划，因材施教，做到以操作为重点，理论学习与上机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高起点严要求。

在师资方面，要求培训学校精心策划，组织思想品质好、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技能强、善于管理的德能兼备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在教学课程上，统一安排学习进城务工指南、农民工维权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职业道德等公共课目。同时按不同专业、不同订单，确定相应的专业理论课程，主要选用了农业部、重庆市有关部门针对农村富余劳力转移而编写的系列培训教材。 123456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考试考核上，不走过场，努力做两不误。既让学员过关，又要让学员学到知识。每期学习结束，都组织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的考试考核，凡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阳光办均颁发了重庆市统一印制的学习结业证书，并推荐到市劳动部门办理岗位合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为广大学员当时或滞后就业提供了方便。

在日常管理上，规范操作,强化过程监管，提高培质量。招标后，阳光办及时地与培训基地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各培训单位的目标、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阳光办负责同志定点联系培训单位，要求联系人每月至少到培训基地两次，督促培训单位按期完成任务，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实行不定期抽查、暗访制度，主要是对学员的免费情况、培训质量及转移输出情况等做明查暗访，规范培训要求；实行月份报告制度，培训单位每月25日左右必须向阳光办上报月份进度表，准确填报当月新增学员数，以及培训结业、培训转移进度，报告工作进展情况，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快速处理。

（五）整合资源，合力攻坚是捷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统筹与协作。如果能够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如部门职能、培训资源、输出网络、资金、项目、供求信息、产业需求、品牌的整合，那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将迎刃而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努力地理顺部门职能、共享培训资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营造条件。

1、理顺部门职能。各方密切配合，部门协同作战，是确保“阳光工程”高效运作、顺利推进的联动机制。宣传、舆论部门要强化政策的宣传；农办负责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协调、指导、督查；农业部门精心组织，规范实施，负责项目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的拟定，牵头搞好培训单位的招投标，认定培训单位，监督检查培训单位的培训工作，开展学员就业情况抽查和培训效果的评估验收，建立项目档案等；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配套、落实，监督检查培训补助资金的使用，参与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参与对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培训效果的评估验收，对学员就业情况的抽查等；劳动部门积极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搭建平台，提供劳动力的用工信息，规范受训农民职业技能鉴定，降低收费标准，切实让利于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劳动环境的整顿规范；教育部门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困难，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乡镇及街道办事处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广大农村青年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工会、司法部门要积极组织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

2、共享培训资源。这里所指的培训资源，它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凡具有合格的职业培训资质和独立法人资格，有联系安排就业能力的培训机构，包括中等职业培训学校、职中、技校、农广校、乡镇成人学校等均可参与投标。在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评审小组，根据职业培训单位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相应岗位必备的培训场所、教学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和师资等基本条件、联系安排就业渠道和能力、单位信誉、收费标准等，优胜劣汰，择优确定。

也可以将一些规模小、设备差、师资力量不足教育机构整体合并，成立专门的培训中心。也可以搞“强、强”联合，提升培训规模和档次。整合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素质培训的组织、培训规划的制定、实施方案的确定、培训教材的选定、教员的聘任、资金与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培训-转移-服务体系（信息及资源、输出的“网络”）、声誉、品牌效应等。其它地方在整合培训资源上民率先迈出一步，实践证明，整合培训资源，不但能使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培训资产得以盘活，教育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有效地克服了过去培训工作中出现的政出多门、教材不统一、重复培训、低层次、低效能培训等现象，尤其是把各级财政分散安排给有关部门的培训经费集中管理使用，大大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增强了培训的规范性，提高了培训效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23456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联合实施项目，打捆使用资金，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对于与农民工培训相近或相关的项目，可以联合实施，如扶贫培训、企业工人岗前培训、成人再就业教育培训、农综开发、产业化开发、小城镇建设、工业化建议、农业产业化打造等项目。一但找准契机或结合点，实现双赢或多赢就是必然。

（六）强化监管、狠抓落实是手段。督查是确保农民受益的关键环节，为确保阳光工程规范操作，顺利实施，要切实加大督查工作力度。重点督查五个方面的内容：即领导重视情况；配套经费和工作经费的到位情况；项目操作的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运作情况；补助资金的发放形式；培训质量与学员的转移就业情况。实行八查八看：一查宣传发动，看宣传是否到位；二查组织措施，看措施是否得力；三查培训台帐，看学员培训情况；四查学员到校上课情况，看学员是否就读；五查教学质量，看培训效果；六查订单签订合同，看劳动力转移就业单位是否落实；七查学员转移就业情况，看培训转移率；八查转移劳动力工资待遇，看受训农民是否增收致富。通过定期督查，促进阳光工程的顺利实施和整体推进。

四、对继续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建议

1、合理地下达工作计划。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计划尽量与重庆市一致。如果“上小下大”，上级政策在我市的执行过程中势必要打折扣。

2、酌情地配套工作经费。尽可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需资金。劳务办作为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监督指导机构，有4名固定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指导的过程中要发生必须的费用，但是劳务办没有资金来源，同时上级政策也明确规定培训补助资金不能用作劳务办的工作经费，其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市级财政解决。

3、进一步分解落实责任。进一步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4、建立培训输出的激励机制。对培训、输出工作中的先进予以激励，工作落后的予以必要的惩罚。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3

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报告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据20xx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 %和44.88 %。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xx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xx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1、劳动力转移异地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广，异地化转移为主要特征。外出劳动力转移遍布全国二十多省、市、区，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4、劳动力转移模式多样化。全县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有：离土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少部分农民脱贫致富，自发地下山进城、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xx年—20xx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xx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2、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磁化效应更加明显。农业比较利益低，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城乡发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我县新碧工业园区引进外来企业100多家，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如我县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规模300亩，拟安置高山远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区的土石方工程、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xx名。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与措施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大力推行“订单”、“定向”、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4

按省就业服务局《关于在重点监控乡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研的通知》要求，北湖区石盖塘镇采取据实填写“重点监控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表”、与村干部座谈、与个别在家务农的村民交流和电话调查个别外出务工农民的基本情况等形式，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就业方式、就业区域、就业收入等作了一系列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如何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询问了在家务农村民和外出务工农民的建议。现作简要分析如下：

石盖塘镇位于郴州市南郊，是北湖区“城郊新镇、工业重镇、经济强镇”，镇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入全市经济十强乡镇行列。全镇下辖8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共有总人口11950人，其中农村人口9406人，城镇人口2544人，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6至60周岁）2343人；劳动力年龄结构为：16-20岁之间的劳动力180人，占7.6％；21-40岁之间的劳动力1506人，占64.2％；41-60岁之间的劳动力657人，占28.0％。知识结构为：初中及以下文化1533人，占65.4％；高中、中专以上文化800人，占34.1％。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几个特点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经亲朋好友介绍或引路而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大多数，通过政府或职业中介机构组织劳务输出实现转移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左右。

2、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北湖区石盖塘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遍及全国各地，但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珠江三角洲及郴州市区等地区。随着北湖区石盖塘镇镇域经济的加强，宇腾化工、裕湘面业等企业扩产，在镇区就业的农民工有增加趋势。

3、具有明显的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又加入了外出务工大潮，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4、依然以从事纯体力劳动为主。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5.4％，由于他们普遍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这与就业市场要求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形成反差，他们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

5、由单纯的打工者向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单位从事管理或技术工种等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积蓄了一定资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创办经济实体，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仍存在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最主要的方式，同时由于基层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导致盲目性很大。农村劳动力无序化流动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同时也给输入地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相对偏低。据调查，外出务工劳动力整体收入偏低，其中月收入800元以下的有572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24.4%；800-1500元的有1480人，占63.1%；1500元以上的有284人，占12.1%。同时，他们工作存在不稳定性，据调查，长期在一个地方务工的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38%，两个以上地方的占62%。

3、农村劳动力就业尚没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不仅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而且没有保障，外出务工人员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9.6%，其中一部分合同签订不规范；参加养老保险人员64%，少数参加了工伤保险。近几年，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完全落实到位仍需要一段时间。

4、较低的素质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较少。受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的客观条件影响，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转移领域也越来越窄。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健全体系，不断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和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及村级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着力构筑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化服务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培训和管理体系，有效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同时，要完善政策配套，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快土地有序流转，实行土地承包权与耕作经营权的分离；支持农民进城打工和就业，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平等就业；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使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并逐步过渡到城乡劳动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2、抓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首先要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农村劳动力不要盲目地挤大学这张门，要认识职业技能教育也是一条很好的谋生之路。其次，要加大培训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和劳动培训机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按照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

3、筑巢引凤，努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近年来，北湖区石盖塘镇通过狠抓招商引资工作，引来了一批企业落户北湖区石盖塘镇，吸纳了众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如宇腾化工公司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61余人，裕湘面业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19余人，全镇约有1080余人被园区企业吸纳安置。今后要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进一步制定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积极招商引资，努力拓展二、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支持县外投资企业和各种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鼓励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发展，给予返乡创业者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支持，如项目建设的支持、用地、贷款等等。

4、搞好服务，切实维护外出务工者的合法权益。首先，要与司法等部门联合加强劳动法、社会保险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劳务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其次，要积极寻求驻外办事机构的支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在流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城市建立相应的管理、服务组织或机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关法律政策咨询、劳务信息、就业指导等一系列的就业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突发事件处理等等。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5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三农”问题，连续11年出台1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出台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措施，可以说农业农村基层得到了夯实，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但调研发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流失，这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值得党委政府和社会关注。下面，我以区镇的调研情况作分析。

一、基本情况

镇，属于典型纯农业乡镇，处于川中丘陵地带，位于区西南部。东邻镇、镇，南与接壤，西靠镇，北邻观音乡。幅员面积56.3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255个村民小组，总有9617户34042人，外出务工人口约21700余人，占中人口的63.7%。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450元，外出务工收人所占的比例高达%。外出务工人员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约占这个年龄段总人数的93.4%。

二、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原因

从对村和村60户家庭的调查走访中看，家庭收入低、呆着农村无事可做、希望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6.7%、25%和10.3%。

（一）家庭收入低。现在农村，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到读大学毕业，保守测算，需要10多万元；子女婚嫁一般支出在5万元左右；加之，平时日常生活购置生活物资的支出。对于农民来讲，紧靠土地种植农作物难以支付如此大额的支出。这是走访群众中反映的，主要集中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群中。

（二）劳动力饱和。现有的土地资源有限，农用机械又在推广使用，加之，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人。农村青壮年认为，呆在家里无事可做又无收入，还不如选择外出务工。

（三）生产效益低。农业经营模式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加之，风险较大、效益低、收入少等特点，导致农民种地、种田积极性不高。

（四）农村发展滞后。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很大，但总的来说，交通出行仍然不方便、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精神文化生活依旧贫乏等等，加之，乡镇企业不发达，无法吸收剩余劳动力，必然导致人员外流。

（五）城市诱惑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更丰富的休闲娱乐方式，一些劳动力特别是青年人受城市多彩生活和便利舒适条件的诱惑，在思想上瞧不起农业生产这个行业，不愿继承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生活，以各种方式外出打工或经商。从走访看，这是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壮年中。

（六）为后代创造好条件。城市拥有好的教育、卫生等基础条件，一些有了子女的中年群众，有一定资金积蓄后，基本都留在城市中，及时没买房，也长时间租住在城市，他们想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从调查的31户中年群众中，有23户移居城市，跳出了农门。从、村看，很多房屋常年空置，有的都成了危房，空心村成为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影响

（一）积极效应

一是增加了家庭收入。镇是劳务输出大镇，仅2013年，通过银行汇款回就达1.45亿元。

二是使当地人眼界开阔。外出务工人员在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呆过后,见识更广阔,思想更先进。他们把自己在外面城市的所见所感和积累的经验财富带回原来的山村,用自己先进的思想去唤醒山村保守的人们,带领村民外出务工、经商致富。

三是促进了当地发展。很多外出务工人士致富后，都不忘家乡发展，家乡修桥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仅2013年以来，全镇修桥铺路接收成功人士捐资380万元。个别成功人士在累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后,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些小型产业，带动地方发展。如现任镇双祠堂村村支部书记的冯立，就是外出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中的典型代表。2011年，冯立从成都回到后，在石富社区投资近500万元，建立起市蜀香园食品厂，带动当地农民发展特色蔬菜种植3000余亩。

（二）消极影响

一是耕地利用率下降。首先表现在耕种面积减少,土地抛荒。在走访的20户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中,有9户土地全部抛荒,5户土地部分抛荒。据不完全统计，全镇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78.5%。其次,表现在粗放型耕种，广种薄收，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田地越来越瘦,粮食靠杂交稻高产。再者,高效经济作物发展滞后,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很多农民已不再把经济发展寄托在那一亩三分地，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1万亩,其中粮食作物占88.2%,油料、蔬菜和瓜果等经济作物占11.8%。

二是使当地政府负担加重。首先,留守儿童、留守老年、留守妇女造成的教育、医疗、医保、救助、纠纷等问题导致政府负担加重。其次，农村治安问题恶化，村民的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失窃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在冬季，家禽失窃比较严重。

三是对留守儿童成长不利。外出务工导致家中儿童留守，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和父母较长时间分离,孩子们会缺乏安全感，不利于孩子情感的适时表达,容易造成自闭、暴力等性格扭曲（举一个具体案例）。另一方面，爷爷奶奶这一代本身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对留守儿童进行文化教育和科学引导培养，教育管理全部压在了学校老师的身上。该镇共有留守儿童近800余人，凸显了“隔代管教监护难，溺爱教育难，缺乏管护安全难，管理脱节成长难”四难问题。

四是留守老年人身边无人赡养。子女长期在外打工不能按时回家,造成老年人孤独感增加。由于青壮年人绝大多数都出外打工,家中老人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依旧活跃在田间地头,从事农务,生活很辛苦。一旦生病,也都要靠自己。甚至有些时候,外出打工的子女在外生活条件不好,老人还要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来接济孩子。如村4社的唐志军夫妇，带着两个孙儿孙女，完全靠自己在家务农的收入供他们俩读书。

五是留守妇女问题影响家庭和睦。由于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长期缺失,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中的生产劳动、教育孩子、照料老人等责任,大部分留守妇女的丈夫一年回家1-2次，有的甚至几年都未回过家，留守妇女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压力，这导致许多家庭出现了婚姻危机。（举例说明）

六是不利于当地发展。全镇年满50岁以上的村三职干部达48人，占村干部的78.6%，由于年龄较大，村两委干部接受新鲜事物、带动村民发展致富能力较弱，外出务工的优秀年轻人也不愿意当村干部。青壮年的外出导致当地一些基础建设缺乏劳动力。以目前正在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为例，由于当地没有合适的青壮年，参与工程建设的普通劳工90%都是外地招过来的。

四、化解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村造成负面影响的对策

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的思路，就是要使农村留的住人，村民愿意留下来，具体来说，就是能挣到钱、有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这个思路出发，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村的道路建设，要使农民生产生活物资和所种植出来的农作物能顺利的运送。目前镇还有1%的村没有水泥路，还有14.5公里村道路没有硬化。加大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建立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医疗保障体系，加强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二）鼓励规模经营。用好用活国家对农村的项目资金，探索尝试走土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加快土地流转，把土地有偿转包给有能力的经营业主，或培育扶持种养殖大户，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率，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当地群众就业。

（三）加强乡镇企业建设。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思想教育，鼓励一些有回乡兴办企业意向的人员回乡办厂，并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通过发展企业使一些不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现“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

（四）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强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对那些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的学生让其在学校吃住，由学校统一加强管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课余时间由学校负责监护，由老师一对一进行教导。购置电脑，建立留守儿童家长群，构建老师与家长、学生与家长的联系沟通机制，共同引导孩子良性成长。

（五）加强对农民的培训。结合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实际，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举办农业科技、种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育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新型农民，使每位留守劳动力真正掌握1—2门适用技术，实现农村留守劳动力又体力型向技能型、知识型转变，弥补当前农村技术、劳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6

为了解当前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态势，掌握农村基层组织的基本情况，以便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工作，本人以所驻的石浦镇坦塘村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关系为切入点开展了调查。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应当说，当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有利因素看：一是适宜开展大面积的土地开发项目，发展规模农业。由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大批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许多外出经商务工户把全家的.承包地、自留地都出租给同村农户，因此，使农村中部分有能力也有发展农业规模生产意向的农民有了一个机会。如本村葡萄种植大户李善泽，在本村租种7亩，还在邻村租种12亩，成为象山的葡萄种植大户。

二是有助于扩大城乡交流，减少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由于历史的和教育上的原因，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落后，科技水平也相对较低。通过广大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带回的不仅仅是金钱，更为重要的是带回了城市的集体合作思想、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从不利因素看：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缺乏农业技术人员的问题更加突出。可以说，坦塘村绝大多数外出农业劳动力并不是靠种地养活不了全家才外出经商打工的，他们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才弃地而去的。而这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恰恰是原来村中种植业的骨干。如村民洪昌根，务农二十几年，当生产队长也有十几年了，对种植业特别是柑桔种植相当在行，今年8月全脱产去上海务工。据他说，种一亩西瓜要先后投入近百元，辛辛苦苦管理三个月，最多能赚一二百元，还要“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证。而每天做做短工也有30－50元一天，做一个星期就比种三个月地收入高。

二是部分土地出现抛荒现象。有些农户三家三口、四口外出务工，承包地未能转包，无人料理，致使出现抛荒现象。许多柑桔任由自生自灭，使柑桔树生产力逐年下降。

三是投入农业再生产资金减少，效益农业发展缓慢。目前坦塘农业生产中除水产养殖业投入资金在增加以外，其余种植业资金投入仅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把外出务工的收入主要用于住宅改造和子女教育方面，对发展效益农业、改良种植品种的兴趣不大。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

当前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却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村缺少合适的干部人选。因为农业种养殖生产无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绝大多数懂经营、有致富思路和开拓精神的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经商务工。和当前许多农村一样，坦塘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目前，坦塘村共有党员17人，除了3位年老的以外，其余14人中有9人外出经商务工，而且均是党员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30岁以下青年大部分长年在外，发展党员、培养后备干部难度较大。

二是党员干部在村时间减少，降低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于党员干部大量外出经商务工，住村时间短了，他们与村民接触的时间相对少了，也较少参与村务事务，与群众感情也就相应地疏远了，因此在村民中也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坦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完全落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身上，一旦他们退职，就无合适人选顶替。

三是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难度增加。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转移，使镇乡党委不能及时掌握农村基层党员的动向，缺乏对农村基层党员管理监督的有效手段。由于广大党员的流动性，镇乡党委和村党组织难以集中人员进行统一宣传教育，使近年来农村党员的学习教育几乎是个空白。

三、应对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一是加快中心城镇和次中心城镇的建设，尽量就近转化劳动力。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效益的相对下降，产生的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需要选择新的就业门路。结合我县广大中心镇周边农村实际，要加快中心城镇和次中心城镇的建设，扩大城镇人口容量，扩大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就业机会。就近就地转化农村劳动力，还可以减少农民外出费用，减轻农民负担，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农村与城镇的一体化发展步伐。

二是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和引导有资金、有技术、懂经营的农民发展规模农业。鼓励致富了的外出经商务工农民进城居住，提高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方便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户将自有土地长期转包给其他农户，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和规模效益。

三是开发农业合作项目，增加与外地的农业交流，开拓农民眼界，鼓励年青人回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鼓励外出农民来象山投资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使本地农民直接地了解当前农业生产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要改变年青人对农业生产“睛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偏面看法，树立农业产业思想，引导年青人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四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为契机，广泛深入地对农村基层党员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要加强对党员管理，建立流动党员登记制度，明确各地各部门的管理职责，使党员走到哪里都有组织的关心帮助和管理监督。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教育，提高村党员干部自身素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篇7

社会对“农民工”一词早已不陌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内部也进行着更新换代，作为当代社会的青年力量之一，“农民工”群体中的80、90后，这个农民工群体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关系着农村的未来，寒假期间，记者走访了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四川辖内的盐亭、××、梓潼三县的部分农村地区。对80、90后青年农民工的情况做了部分调研。

一、打工潮的由来

出门打工这一说法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农民种田除了缴纳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提留款以及各种集资（包括村社集资、乡镇集资以及市县集资）。各种税费加在一起，农民辛苦一季下来没有什么剩余。

××县××镇的一位农户这样告诉记者：“我清楚地记得97年我家油菜籽卖完后除去各种必交的款项，剩下的钱就只给我们娃儿买了个‘冷狗’（当地一种冰激凌，当时售价为一元钱）。

“在那个年代，农民手里也真是没什么钱”梓潼县交泰乡政府一位干部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下村社收农业税、提留款的时候也闹心，再动员也没用啊，有些农业搞得差的农户手里就确实就拿不出来。大多数农民交上税费后就没什么结余了。”

从那时开始，农村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出门打了，不愿在家干有苦又累还没什么出路的农业了，打工潮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便是国家后来陆续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从由费改税到全面取消农业税。大部分打工仔任然不愿回家务农了，出门打工还是现在很多农村青年的首选。

二、成长经历及受教育状况

当代青年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大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乡成长，初中毕业或职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远走他乡开始了打工的生涯，另一种是跟随父母，在父母打工的地方上学，由于不能在当地上学或是其他原因，大多也初中毕业便和父母一起上班了，不过这类情况较少，由于之前严格的户口受限，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是在家乡长大成人的。

记者抽样采访的一百个青年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占百分之九十一，高中学历的仅为百分之六，剩下三人初中没有毕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成高中学业的六人中有五人是90后。

面对这样的结果，××县塔山中学的龚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农村孩子读初中后一般都要接着读高中准备考大学的。但是这在以前很少有读完初中再接着读的了，一般都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去了。”

三、从事行业及收入状况

比起父母辈的农民工，80，90后青年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大多在外从事一些带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有的经过培训后，甚至登上了数控车床的操作台。从事工作较多的行业多为服务业以及各种工厂。

而父母辈农民工曾经很火热的建筑工，家政服务业则少有青年农民工问津。追其原因，曾在北京当建筑力工的老农民工何友聪告诉记者“建筑工、矿工太累，还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泥的，这一代的年青人根本吃不消。大多数小伙子都原意进厂，工作轻松而且还干干净净的。”

另一位在成都当了多年保姆的农民工史素华则告诉记者家政服务的活挺麻烦的，煮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很多年亲姑娘险麻烦都不愿意来，只有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将就干了，当然她们在厂里的做的那些细活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搞不懂。

四、对新潮的了解

和其他8090后一样，8090后农民工对时代和潮流也格外关注和了解。

他们也会没事叫同伴“回家吃饭”，也会闲着了谈谈哪家专卖店的衣服更好看更实惠，也会闲暇时间去逛逛阿迪耐克，女生去看看完美、欧莱雅，尽管他们很少花钱买。

下班后打牌、上网、逛街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比起在家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闲时又里里外外忙家务的日子，城市里这样的生活对于月薪通常只有两千左右的他们来说格外惬意与满足。“的渴望可能就是希望工资能再高一点哦！”现在在上海打工的盐亭籍女孩邢晓芳这样告诉记者。

五、对未来的打算

谈起对未来的打算，年龄稍大已结婚成家的青年农民工(主要是部分80后)的普遍想法是现在只管努力挣钱，其他的到时再考虑了，正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黄绢告诉记者，现在还没有想那么细，只想趁年轻多挣些钱。问到是否有在上海买房安家的打算时，她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一代就算了，还是继续蜗居了，我们也当不起上海的房奴。如果可能，就得看我儿子这一代了。

也有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准备未来能够留在城市，有钱后在外安家立业。梓潼县交泰乡后山村的史龙飞就是其中之一。才初中毕业的他，打工生涯已走遍了全国好几个省，两年前在浙江打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家住浙江萧山的吴珍珍，两人情投意合，最终喜结良缘，夫妻俩现在安家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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