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当中,有抱炸药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枪眼视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捐躯开路的许家朋,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占元,有卧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有抢修桥梁保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有战终日、歼顽敌、屡建战功的杨春增,有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在朝鲜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有：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毛岸英等.

无数先烈的鲜血,洗染了胜利的军旗,浩荡的铁流里,我看见了长辈伟岸的身驱,是他们,在为民族争解放,为人民争自由的战斗里,创造了伟大的功勋.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更不能忘记战争中牺牲的先烈,解放军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71周年心得体会篇2

要准确认识抗美援朝的意义，以下四点有必要重申：

第一，抗美援朝是美国逼出来的。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大规模内战刚刚结束，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清剿匪特、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任务。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战争后，美国立即做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而与此同时，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中下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三八线推进。中国政府面对朝鲜战争局势，出于和平愿望，通过外交途径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但是，狂妄的美国政府根本无视中国警告，不仅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中朝边界，还一再侵犯中国领空，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后，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做出的决策。

第二，志愿军的战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抗美援朝是人类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不仅在武器装备上有巨大差距，在后勤补给上，更是不能与美军相比。但是，志愿军将士奋勇拼杀，视死如归，展现了无数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感人场面。在上甘岭战役中，孙占元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最后时刻冲向敌群，拉响手雷;黄继光身负重伤，爬上前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掩护冲锋的战士。此役结束，在战场上随手抓一把土，就可数出32粒弹片。在第二次战役中，为了切断敌人后路，38军113师连续14小时边打仗边行军，靠双腿前进了72.5公里，先敌占领三所里，成功阻击敌人大部队的撤退，创造了世界步兵攻击史上的奇迹。在长津湖战役中，许多志愿军战士为了伏击敌人，坚守在冰雪中，直到冻死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在战争相持阶段，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沿三八线构筑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坑道战，创造了世界坑道战奇迹。许多战斗中，往往连长牺牲了，排长接着指挥，排长牺牲了，班长接着指挥;在战斗最艰难的时刻，炊事员也成为顽强拼杀的勇士;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战斗下去。

第三，抗美援朝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国人民积极为抗美援朝出力，各行各业捐款捐物，支援前方将士;不少文艺工作者亲临战场进行慰问，有的甚至牺牲在前线。而与此同时，国内顺利完成了艰巨的剿匪反特任务，保障了全国的和平与安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内亿万民众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三年时间，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达到21.1%，国有工业产值增长了2.6倍。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内建设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展示了一个历经百年磨难的民族期待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意志。

第四，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彭德怀所讲，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持久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抗美援朝期间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在苏联援助下完成的156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50年代至71年代，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如《伟大的抗美援朝》所展示的：前方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后方人民万众一心，积极支援前线战斗，热情建设社会主义家园。抗美援朝战争，激发了无限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71周年心得体会篇3

71年前的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中国人民志愿军18万将士血染疆场，把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三千里江山，其中包括开国领袖的长子毛岸英烈士。

是血与火铸就了我们这个的不屈民族。

我很高兴的是，85岁的老父亲也是受奖人员之一。父亲几年前患有老年痴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刚刚把碗放下来，还说母亲没有给饭他吃。但只要提到朝鲜，提到在三八线、开城、上甘岭，父亲混浊的眼睛好像突然明亮了许多。

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是他一生最刻苦铭心的记忆。我见过父亲得过的一枚志愿军奖章，记得上面有一个和平鸽的图像。小时我常常拿在手中玩。父亲曾告诫我：不要玩丢了,这是要随他入土的。不想后来真的被我弄丢了。直到现在我一直后悔不已。

我父亲是1956年入朝的。这时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已有3年。因此，他上过战场，扛过枪，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但朝鲜半岛上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他与他的战友们一样，时刻准备着冲锋。他把他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代，留在了三八线附近。

当美军的铁蹄踏过三八线时，中国发出严厉警告，“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发评论，列出美国的6大教训，其中之一是不与你的对手对话是愚蠢的。文章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似乎戏剧性地提前结束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占领了平壤，并逼近与中国接壤的鸭绿江边界。中国决定，它不会容忍美国军队在其边境，并警告美国必须后退，但没有成功。直接谈判可能会产生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也许是一条从平壤到元山的新边界，为中国保留一个缓冲国家。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军的加入，加剧和延长了战争。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自1840年至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是被八国联军侵略，就是被日本鬼子侵略。多少亿两白银被掳走，多少珍宝被豪夺，多少生灵被涂炭?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抗美援朝一战保证中国的70年和平。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列强把新中国看在眼里，就连战败的小日本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但抗美援朝一仗，让日本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朝鲜战争还起到了威慑作用，在中苏交恶最严重的时期，苏军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境，都不敢轻举妄动。中国以不公开的两次地下核试验，结束了苏联最后的幻想。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敢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争一较高下。

1840年以后我们屡战屡败，1949年以后我们战无不胜。抗美援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是不信邪、不信神不怕鬼的自信精神，是不畏强暴、敢于亮剑的英雄精神。它说明，貌似凶猛的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的确是一只纸老虎。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就不再害怕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不能忘记开国领袖的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狭路相逢勇者胜，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神圣义务与光荣使命!

就如今的中美关系而言，这个纪念章颁发的时机恰逢其时!这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蠢蠢欲动的一切反华势力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美国非要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一定要做个合格的敌人。

71周年心得体会篇4

七十一年前，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在硝烟消散不久的中国大地上，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横跨鸭绿江，向着朝鲜方向进发。

1950年11月，刺骨的寒风已经在长津湖肆虐，但突然提前的军令依旧被彻底执行。还穿着夏季单薄衣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六连抵达战场，他们接到了坚守死鹰岭的任务，而当时朝鲜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为了完美地完成这项任务，连队的士兵在天寒地冻中待了一个晚上，甚至不敢生火取暖，怕引起美军的注意。彼时战况对我军不利，伏击美军已经是当时能施行的最有效的打击方式，连队身上背负的使命十分沉重。战士们意志坚强，但单薄的夏装抵挡不了寒风，即便如此，没有人从战场中撤退。

第二日，正面战场打响了，附近的兄弟部队却奇怪地发现，执行防守任务的六连没有开火。他们派遣参谋打探，迎接他们的，却是战壕中仍旧保持着战斗姿势的一座座冰雕。原来在一夜的坚守中士兵们居然全部冻死，而临死前，所有人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

时至今日，距离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一年，钢铁铸造的伟人们走了，但由伟人铸造的钢铁留了下来，继续庇佑着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七十一周年纪念日之际，我谨以那些中国英雄们的事迹，来缅怀那场惨烈而伟大的战争，和战争中牺牲的，最可爱的人们。

现如今炮火早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些事迹被轻飘飘的文字记录，没有人能看到这些数字背后的血肉。但我们能在今天吃饱穿暖，走在高速发展富国强民的道路上，是因为脚下踩着的，是先辈用血浇筑的阶梯，头顶上，是没有战火的蓝天。

71周年心得体会篇5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近代史上，以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血洗了一百多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耻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土地革命战争的意义，是唤醒了亿万农民阶级，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有了稳固的阶级队伍，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开创了自己的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抗日战争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民党的抗战。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展现了共产党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捐弃前嫌的民族大义，不但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赢得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是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和抗战胜利后民族独立成果的人民革命，是推翻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国，为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礼。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他证明了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不但可以战胜任何国内的反动派，而且可以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核武器的实验成功，最终奠定了新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也使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新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

所以，任何淡化、抹黑、甚至否定这几场战争的言行，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任何抹黑、污蔑在这些战争中涌现的英模人物的言行，都是企图对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反攻倒算，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挑战。其中，多年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否定，更是现实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反映。质疑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是现实中疯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幻想“中美共治”的汉奸势力颠覆中国的重要舆论手段之一。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使二战以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世界格局得以稳定。斯大林在分析两大阵营的演变趋势时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使这些国家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已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这就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里。”“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可见，朝鲜战争绝不是美国要保护南朝鲜，而是二战后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试探和围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这一全球战略企图，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即是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通过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进程，进而将国民经济全面转向外向型，又通过加入wto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国民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附庸经济。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使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

是在维护自己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还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又说：“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这是斯大林为前苏联选择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警告过：“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领导人都曾抱有“苏美共治”的幻想，被批评为“两大国主宰世界”。到叶利钦时期，则干脆推翻苏共，解体苏联，寄希望于与美国和解，结果不但没有换来真正的苏美共治，反而被美国和北约大踏步东扩，步步紧逼，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几代领导人的苏美共治幻想的破灭，在碰的头破血流之后，才逼出了普京这样的强人。

而我国的改革以来的所谓“发展外向型经济”，所谓“全面对外开放”，所谓与“世界接轨”，同样完全违背斯大林和的警告。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改开以来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样几步棋：先是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把农村集体经济瓦解掉，导致农村退回小农经济和进一步两极分化，使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其次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家工业失去国内市场的支撑，被迫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第三，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招商引资，又必然引起国内企业、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在廉价输出和牺牲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主导产业纷纷被外资控制;最后，是金融领域完全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吸食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廉价出口挣来的外汇，又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垃圾债券，货币和金融政策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社会主义的防线就这样一步一步被突破，发展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现在，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中美国”的格局已经形成，很多中国决策者“中美共治”的梦幻不但没有破灭，反而越发不可收拾。难道我们非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才会醒来吗?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背景下，出现对抗美援朝战争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态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

所以，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刻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发扬勇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反击国内汉奸卖国势力和美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企图，也就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71周年心得体会篇6

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这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这场爆发于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战争，打出了中国人久违了的国威、军威，是一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正义之战，其胜利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牺牲。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前苏联解密档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机会，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战争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否定[②]。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辨别“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政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则称为“625战争”。而我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入朝，对朝鲜人民抵抗外侵进行的支援战争。前者始于朝鲜南北内战，继而受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综合当时国际和朝鲜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场战争并无十分的必要，但也势难避免。[③]而后者则是在美军已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一再无视我严正抗议之下，中国人民无可选择的选择。

一、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参战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1950年，国家刚刚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巩固，人民经历了常年战乱而渴望和平，国内百业待兴。在1949年底访苏时曾对斯大林说，“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④]就在朝鲜战争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还判断，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中国要做的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同时，“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o年复员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公布的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将彭德怀安排在土改委员会，[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中央还没有让他挂帅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见，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大战的思想准备。

国际上，一方面，我们将面临的对手异常强大。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黄金储备占70%，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同时拥有用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61万吨”，同时军事力量薄弱，“海军和空军还处在初建阶段。陆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既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整个朝鲜战争决策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斯大林由反对到默许朝鲜内战，但又没有阻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组成“联合国军”公然侵入朝鲜[⑧]，还撤出了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苏联又一再敦促中国出兵，但又拒绝立即提供支援。后来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还要偿还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反应。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⑨]。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⑩]，因而对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3]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16]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7]

二、战则必胜的信心

无论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决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性。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出战十分困难。从后来决策过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决策的艰难。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开了三天会反复讨论朝鲜时局和出战问题。2日凌晨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主张出兵，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后亲自拟写了给斯大林的复电，表示决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尽管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所以原拟的电报并未发出，而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或有各种疑虑。[19]大家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从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参战。5日早上在中南海专门会见彭德怀，问他，“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援朝挂帅的担子由他来挑。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0]下午政治局会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朝鲜的主张。林彪提出，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1]这次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70年代会见金日成时还说起，“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2]

正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心，对最后的决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掌控全局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只能打。而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赢，一种是输。如果赢了，不仅可以解苏、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将在政治上获得大胜;如果输了，从战争本身来讲，和不出兵结果一样，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在政治上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出战，则只能赢。出战决策的关键变成了对战则必胜的把握。从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对出战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从哪里来?

(一)未雨绸缪，增兵东北

这是第一个信心来源。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和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两天，周恩来受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等。根据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23]，即送审阅。当天批示：“照此执行。”[24]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正如后来自己说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是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5]8月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6]同日，他还批准聂荣臻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5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要求边防部队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18日，要求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结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作为机动策应。

(二)精心谋划，掌控战??

这是第二个信心来源。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把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将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苏联必须提供的支援等。他认为，一旦出兵，如果能够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其第八军，无论战争是否结束，局面都会对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对美国和我正式宣战，进而从空中和沿海对我进行打击的情况。而这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等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害怕战争。因此他主张，应出动12个师，而不是5、6个，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援助的到来，再行反攻。[27]当然，这封很长的复电并未发出，但它无疑反映了当时清晰的战略思路。8、9月间，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个，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29]志愿军入朝以后，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前方的电报和各方面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争取战机。[30]在战略上，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改变了预定的防御战略，采取运动歼敌的战略，使志愿军直接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初战告捷就打下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进入相持阶段后，不给美军喘息的机会，没有急于进行停战谈判，而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采取边谈边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直到美国真正甘心坐下来谈判。在战术上，扬长避短，限制敌军先进技术装备有效发挥作用，而充分发挥我军的自身优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创造出许多新战法，如将夜间作战发展成战役规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的说法，“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31]

(三)事无巨细，思虑缜密

这是第三个信心来源。仅举几例。第一，采用“志愿军”番号。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早就考虑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两国直接交战的印象，把中国对抗美国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减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32]第二，谨慎处理和朝鲜方面的关系。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是又坚持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做的报告时，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话，强调，一切在朝的中国志愿军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他认为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33]第三，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美国要乱来，“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乱来，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他的观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就能打败他”。[34]第四，直到战争最后仍未放松警觉。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两天，中朝两国人民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还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强调：“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35]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把军事分界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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